【专家视角】浅析中国移动支付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技术全面重塑我国金融业。经过持续努力，我国金融科技实现了高速成长，处于全球第一方阵。其中，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支付清算行业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世界瞩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构建的全球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指数显示，中国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指数为72.58，位居世界第三，领先于除美国、新加坡之外的其他发达经济体。

移动支付主要指用户使用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货币资金转移模式。从支付方式角度看，移动支付既包括传统的远程和近场支付，也包括条码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从支付主体角度看，银行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移动支付业务均属于移动支付范畴，拓展开来说，移动支付行业链中的市场主体包括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联支付系统组成的支付清算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手机终端厂商和通信运营商等五大类型。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在于支付工具的移动化，而且还包含支付技术与服务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包括与移动支付相配套的生物信息识别技术，资金账户结构的优化、支付信息收集与处理的机器学习方法等。这就意味着，移动支付并非某种技术，而是一个系统，其经济与社会效应来源于整个系统及其与外部社会经济体系协同方式的优化。因此，中国移动支付“弯道超车”是技术、制度、市场等一系列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需要秉持系统观念仔细加以分析。

业界普遍认为，移动支付是代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特征的典型领域。从移动支付领域入手，分析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状况，客观评价自身的优长与不足，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的金融科技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和更为安全的发展。2020年2月，国际清算银行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对金融科技的政策响应：一个跨国概览》中提出了“金融科技树”概念，为分析中国移动支付行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

所谓“金融科技树”，即把金融科技发展比作一株大树的成长：公共政策和制度框架是“树根”，对金融科技发展有着基础性作用；核心技术是“树干”，决定着金融科技发展的高度和潜力；具体的市场供需与交易行为是“树梢”及附着于其上的“枝叶”，代表着一个经济体金融科技产业的总体规模和繁荣程度。在笔者看来，中国移动支付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树梢”层面，即数字技术驱动的供给能力提升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结合所产生的海量市场交易活动。而在“树干”层面，中国的底层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尚存在提升空间；此外，在“树根”层面的制度结构上，我国仍需朝着更具韧性的方向持续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催生发展新动能。

从“树梢”层面分析。究其本质，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路径是从支付领域着手，将前沿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领域，通过建设各类移动金融服务平台，构建起政务、医疗、交通、旅游等众多便民生活场景，并围绕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逐渐形成以移动支付为切入点，涵盖信用、理财、消费金融、互联网保险等诸多数字金融服务形态的新业态。这些业态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重在运用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对金融服务业实施流程创新，且研发周期较短，有利于我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

进一步从供求两端开展分析。从需求侧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且趋于多元化。从供给侧看，长期以来，我国拥有一个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其在动员金融资源、助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此类金融结构在金融服务普惠性、适应性和竞争力等方面亦有待提升，需要进一步平衡金融服务供给，有效满足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庞大金融服务需求。我国金融服务消费者对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供给方面的大规模应用和金融科技企业的高速成长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加之监管部门对移动支付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持以相对包容和支持的态度，使得金融科技领域的金融创新活动更趋活跃。总体而言，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与供给侧的流程创新、场景创新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产业生态，构筑起中国移动支付行业的重要竞争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在市场供需层面的优势正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数字化的支付清算体系在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强大力量已被发达经济体的民众充分认识到，世界各国对移动支付的市场需求普遍呈上升态势。于是，各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银行卡组织和金融机构纷纷加大了对新型移动支付领域的投入。“先享后付”等新兴数字化支付工具快速发展，各国的金融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代表性企业纷纷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如，亚马逊推进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出掌纹支付功能，力图实现“回收即付”；谷歌、苹果也相继推出“语音助手+支付”功能，满足用户小额、高频、标准化的交易需求。这些新变化对我国移动支付行业在流程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已构成挑战。

从“树干”层面分析。总体而言，支撑中国移动支付发展的核心技术创新仍有待加强。迄今为止，金融科技领域中的大多数技术新概念，如人工智能、哈希加密算法、云计算等发源于美国，一批大型科技企业推动了美国底层基础技术的持续创新，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而传统金融机构也纷纷积极谋求转型，不断增强研发投入力度。

相较之下，中国移动支付乃至金融科技领域的基础技术需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才供给，从而带动提升核心技术的创新速度。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融资事件及融资规模虽持续走高，但资金主要流入人工智能各种应用场景，追逐短期经济收益，使研发所需的长期资金存在瓶颈；此外，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供应需求大，相关学科的高级人才培养，特别是基础理论人才培养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未来要积极构筑我国金融科技自立自强新高地，这是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之本。

客观分析全球移动支付竞争力演变趋势，梳理我国在支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环节，相应地，我们要把核心和关键技术创新置于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的核心，用好科技创新领域的“揭榜挂帅”等新机制，在底层技术方面支持我国金融科技企业与发达国家金融科技企业进行联合研发，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关系，致力实现支付科技发展自立自强，通过提升科技硬实力，增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从“树根”层面分析。虽然支付清算领域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但从根本上看，决定移动支付核心竞争力的还是制度规则、信用与信心。目前，我国在监管制度、规则和标准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这主要源于经济转型过程中长期存在着金融压抑，金融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从而形成制度性利差和高额“租金”，部分企业家寻求套利机会，具体表现为依托新的技术手段进入移动支付等金融新业态，以期分享垄断利润。可见，消除金融压抑，放宽市场准入，稳定创新预期，提升制度韧性是推动我国金融科技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前提。

从国际竞争格局看，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围绕金融创新这一主题来推动制度变革与规则重构，无论是对移动支付、数字银行等典型金融科技业务活动的监管，还是对开放API、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应用创新的规范，总体上呈现出包容审慎、科学适度、全面覆盖的特征。这更加凸显了推进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

面对新形势，我国需要尽快健全监管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其一，从监管理念看，要在把握技术变革大势和听取各方意见的前提下动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等规则，建立起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三位一体”监管体系，探索建立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长效机制，为企业家精神的涌流和“创造性破坏”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也应适度允许由新科技、新理念催生的新生事物在市场中进行广泛试错，相关制度法规也应具有更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从而实现促进支付科技创新和维护支付安全的有机平衡。

其二，从国内市场格局看，要明确竞争是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充分的市场竞争是我国移动支付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力，加强移动支付平台、银行、清算组织及移动支付终端设备公司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与配合，构建良性的行业生态格局，在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形成更为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

其三，从对外开放和国际规则看，要加强与移动支付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沟通协调，积极参加全球移动支付行业治理，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同时要将移动支付“走出去”的发展布局与“数字中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深度融合，巩固和加强与各国货币当局、监管机构的多边或双边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我国移动支付“走出去”的范围，从而扩大市场规模，提升中国移动支付行业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